“包头空难案”代理律师郝俊波
“包头空难案”历时4年未果，今年3月23日从北京二中院传出消息：将受理此案。然而，正当代理律师北京雷曼律师事务所的郝俊波满怀信心之时，此案却再次因故被迫搁浅。
从2005年10月至今，郝俊波律师代表32名空难遇难者家属，历经了怎样的艰辛？这桩案件在4年里又有怎样的波折？昨日，本报记者对此专访了郝俊波律师。
内蒙古晨报报道(记者荆国栋)
在包头曾遭恐吓
记者：“包头空难案”从2005年开始，在4年中先后辗转国内外，充满了曲折，3月23日在北京二中院立案顺利吗？立案后的申诉过程究竟存在哪些难点？
郝俊波：3月23日并未办完立案手续，因为一个家属是印尼人，法院又要求提供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公证认证手续，所以当天法院还是未给我们办理正式的立案手续。至于空难，考虑到本案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案情复杂，以后肯定还会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
记者：您是如何接手“包头空难案”的？接该案时曾遇到过阻碍吗？
郝俊波：最早是一位美国的空难律师看到了包头空难的新闻，就主动跟我们联系想跟我们合作，我们的任务就是负责联系此事件在中国的空难家属。随后，我就来到包头，刚到包头时我很发愁如何跟空难（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当时我乘坐出租车时就跟司机闲聊了起来，巧的是那个司机说他正好送过一个遇难者家属回家。然后我们就顺利地找到了这个家属，并通过这个家属联系上了其他包头空难遇难者的家属。
也就是在那年冬天，我和那位美国律师一起去包头，当时有人连夜找到我们下榻的宾馆，威胁我们不要代理此案。受到威胁后，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一大早就顶着大雪乘坐头班飞机离开包头。当时，那位美国律师被吓坏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就像包头漫天的大雪一样冰冷。
东航的决定
让人费解
记者：“包头空难案”在美国审理期间顺利吗？
郝俊波：第二年春天，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遇难者家属主动联系我们，我和美国律师来到我们驻上海的办公室，会见了来自上海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家属，并初步定下了在美国加州起诉的计划。
我们先在美国加州法院起诉，而被告却想把案子转移到联邦法院，因为在美国，一般来说，州法院倾向于保护公民的利益，联邦法院则更倾向于保护大公司的利益。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我们取得了胜利，法院驳回了被告的动议。尔后，被告又提出了管辖的问题。不久，双方申请法院先冻结管辖问题的审理，开始进行调解。调解的结果是被告同意赔给32名原告1175万美元，家属对这个结果还是满意的。根据美国空难赔偿惯例，家属需要签免责书，由我们的美国律师拿免责书去从被告处换取支票。
2007年1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家属来到我们驻北京的办公室，来签免责书。在签署免责书时，大家都非常高兴。随后，美国律师也满意地带着大家的免责书回国了。
但大家等了好久，还是迟迟拿不到赔偿金。后来听说，是东航换了律师。东航的新律师认为，“管辖”（权官司）肯定能打下来，于是东航就反悔了，不准备履行调解协议了，管辖问题的审理也被重新提上日程。
对此，为我们代理的美国律师对东航出尔反尔的行为非常吃惊，因为调解赔偿的钱实际都是由英国的保险公司来支付的，据我们的英国律师了解，保险公司对这个调解协议比较满意，愿意赔付。庞巴迪和通用的律师直到现在还跟我们的美国律师表示可以调解此案。
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尽管自己不用掏一分钱，东航就是反悔了，不同意保险公司赔付。直到今天，我们还对此大惑不解！
国内立案困难重重
记者：回国后，都到哪些地方进行了立案，经历了哪些波折？
郝俊波：2007年7月，美国法院一审裁定本案，中止在美国的审理。但美国法院每6个月就针对本案召开一次会议，直到本案在中国顺利审理结束或美国法院又做出其他决定。当然东航等被告为了赢得管辖争议，也做出了让步，例如向美国法院承诺不在中国法院对原告的请求进行抗辩，不适用中国的赔偿限额等。庞巴迪和通用公司也承诺愿意向中国法院递交法院要求的文件。
2007年11月22日，我们选择了在北京立案。之所以选择北京，是因为考虑到东航在上海的影响。因此，分析认为北京法院可能会相对好些。但我们也估计到可能不会立案，为了取证，我们派出了三名律师和两名记者的立案阵容。结果跟我们分析的一样，北京那边坚决不收材料，法官找了好多理由，但因为我们对这个案子太熟了，这些问题事先都考虑到了，所以都很轻松地予以解释，可最后还是把材料全给我们退出来。
后来我们跟美国法院反应了这一情况，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美国法院对此发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如果不立案也应该给书面裁定！我们还找了中国法律专家来解释这种不立案而且不给裁定的情况。
后来我们又去了北京二中院，有意思的是北京的记者都相信法院不会立案了，没人跟我们去，这次我们只有两位律师去了，结果还是不收材料。在这期间，我们还曾试图替一位中国家属立一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空难的案子，北京二中院也没立。
2008年夏天，看到北京那边没有音讯我们就去了上海，为了方便取证和向美国法院反映情况，还带了一个精通中文的美国公民做证人。上海一中院开始时收下了诉状，让我们感到有了希望，但很快上海法院就把材料都寄还给我，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连我的名片也一起寄回来了。这让我感觉法院再也不想跟这个案子或我有任何关系了。
“对结果充满信心”
记者：法院每一次受理此案后，作为代理律师，您的心情如何？是否每一次都充满了信心？
郝俊波：以前两次受理分别是美国加州的一审和上诉法院。考虑到东航虽然在中国影响很大，但在国外的影响力并不算大，当时感觉还是有信心的。而中国的法院以前还从未受理过这样的空难集体诉讼。这次感觉北京二中院很有希望受理。但考虑到东航作为国有大型企业，还是担心法院会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所以坦率地说，我们还是持谨慎态度。
记者：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是否发生过过激行为？
郝俊波：在美国法院开庭审理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过激行为。如果在国内审理，估计会有些遇难者家属来参加庭审，再次揭开这个创伤肯定会让家属很难过，但据我了解，遇难者家属都是很通情达理的，相信在中国法院开庭时也不会发生什么过激的行为。我们在诉状中也要求被告公布包头空难详细的调查报告，至少让家属知道这场悲剧发生的前因后果。
记者：以前有过类似“包头空难案”的案件吗？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
郝俊波：2000年的时候，曾发生过一次42人遇难的“武汉空难案”，我听说遇难者家属曾经试图起诉，但因为没有法院受理最终不了了之。本案如果中国法院坚持不受理，原告并不担心，因为美国法院会审理。但这肯定不是被告东航所希望看到的。这次法院改变态度收下材料，不能排除是因为被告东航的压力所致。
历史总是需要有人去书写新的篇章，历史的车轮也需要有人奋力去推动。我们这个案子因为其国际背景注定要在中国航空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非常想念包头
记者：空难发生后，您曾来过包头，在这4年中还来过包头吗？目前包头空难遇难者的家属还对此案支持吗？在面对几次失败后，遇难者家属对您的态度怎样？
郝俊波：为了调查取证，我后来又去过几次包头。我感觉草原钢城像是典型的北方硬汉，饱经沧桑，沉稳而威严。我至今还很想念包头和那些空难遇难者家属。当年和我一起来过包头的迈克皮尔斯律师，每次给我打电话时都说想再回包头看看。
经常有家属跟我联系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其实我感觉家属对此案的赔偿结果并不是特别在乎，他们就是想要个结果。所以尽管有时我把不好的结果告诉他们，遇难者家属里没有一个抱怨的，他们一直坚定地支持鼓励我们为本案而采取的每一次行动。因为这四年来我们一起走过了这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大家已经不把我们当做律师，而是当做跟他们患难与共的亲人。
作为空难律师，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空难的悲惨。尽管时隔已久，那些悲痛依然让家属难以释怀，他们会泣不成声地跟我讲述他们怎么也找不到亲人失去的肢体，他们如何找人把被切成两块的亲人缝起来，如何请北京的专家给失去头颅的亲人做一个头。还有位家属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她聪明、有出息的儿子是包头空难中最幸运的，因为他是听着MP3在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中瞬间丧生的，而且还在空难前给老人留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孙子。
一个里程碑似的案例
记者：该案已经历时4年了，想到过放弃吗？如果这次在北京失败了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目前您的想法是什么？
郝俊波：我曾经多次对本案遭遇到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当我们收到美国法院中止审理本案的裁定时，我们团队中的一位同事就说这个案子已经死了，美国不管，中国法院肯定也不收。以前参与本案的美国律师也有退出这个案子的，但我从未想过要放弃。我相信这样一个案子不可能不了了之。不管怎样，55条生命不能留下一片空白，我们至少要用他们的鲜血为中国以后的空难赔偿换来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
以前像这样法院不立案而且不给当事人书面裁定的情况很多。有些案子可能就这样把诉讼时效耽误了。不知道是否是通过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努力和影响，北京二中院立案庭现在设立了立案登记簿。这样至少可以能证明当事人曾经试图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们这次在北京法院提起的一亿多元的索赔额，是参照东航等被告在美国曾经许诺赔偿数额的基础上计算了利息以及其他损失。既然在美国法院，东航等被告愿意赔偿上亿元，难道回到中国，中国人的生命反倒不值钱了吗？
法院审理包头空难案，审理的不仅是一起已经发生的空难，也是对中国未来航空安全的审判，只有严厉的惩罚和巨额的判罚才能避免这种重大责任事故的重演。
大家可能不知道，本案不管中国法院如何判决，被告实际上并不需要赔偿一分钱，所有赔偿都是由英国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的。从社会公正和人道主义角度来看，稍具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法院都应该支持家属的请求。
http://www.nmgcb.com.cn/Columns/Hot/200919278938179.htm
http://news.163.com/09/0327/09/55DDSEL8000120GR.html
